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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部年轻化被质疑的背后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14:33:21 阅读: 来源:原液厂家

继“最年轻市长”周森锋提拔引发舆论哗然之后,又有湖北宜都市的25岁“美女镇长”牟阳提拔再次触动了社会大众的敏感神经。

与周森锋市长低调应对大众媒体质疑不同,牟阳镇长在经过一个短暂“希望媒体不要关注,自己感觉压力很大”的回避期之后,则直面媒体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,“我爸爸是一个普通公务员,我妈妈是一个退休在家的普通银行职员。没有人能剥夺别人的发言权,我只能说问心无愧,清者自清。我只能做好自己身边的事、自己工作上的事,来证明自己。”

湖北省委宜都市委组织部则解释说“之所以提拔牟阳提拔担任乡镇长,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:第一,在换届考察期间牟阳的得票率最高;第二,牟阳在过去的工作岗位上都表现的比较突出。”湖北宜都市委组织部长王大发则明确表态说“作为组织部部长,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至少在我这个环节、书记这个环节,没有接到过任何人打招呼”。同时,湖北宜都市委组织部还向新华社调查记者提供了一份《关于牟阳同志任职有关情况的说明》,说明牟阳任用程序合乎规范。

从直面媒体的角度来看,牟阳的面对争议地坦然回答、组织部门的积极回应无疑值得肯定。但是我们若从事件回应所能达到效果来看,人们既不会因为当事者“清者自清”的坦然态度而不再质疑,也不会因为组织部门领导出面的解释减少质疑,更不会因为组织部门出具的一纸说明而冰释质疑。实际上,从形式上看对周森锋、牟阳的质疑反映了当前对干部“年轻化”的质疑,而其实质是对当前干部选任公开公平公正性的质疑,这就同时给我们提出了需要思考的问题——我们到底拿什么回应人们对干部“年轻化”的质疑。

“年轻化”是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干部选拔“四化”标准之一,也是目前一直在沿用的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标准之一。关于干部“年轻化”的质疑问题是个老问题而不是新问题,在干部“年轻化”标准提出之初就受到许多质疑,邓小平同志对这种质疑给出了强有力的回答,在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》的讲话中他强调指出“经过的斗争考验少一点,领导经验少一点,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。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嘛。放在那个位置上,他们就会逐步得到提高。”关于要不要继续在当前推进干部队伍“年轻化”的问题不是一个需要花费过多精力讨论的问题。

当前讨论问题的核心在于,当表面上我们看到人们在质疑干部“年轻化”的问题的时候,实际上人们是存在着对干部选用可能存在的不公的质疑,是对干部选拔知情权、监督权得不到保障的忧虑。说白了,人们仅仅需要了解到真相。

基于这样的认识,笔者以为,目前应该拿以下几方面的切实举措来有效回应人们对干部“年轻化”的质疑。

第一,破格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规定亟待规范化。2002年颁布的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中强调指出“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,可以破格提拔。破格选拔的程序另行规定”实际上中央并无统一的破格选拔规定。尽管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破格选拔条例,但多是些宏观规定,可行性不足,这严重妨碍干部选拔的制度公信力。

第二,干部选拔任用的实时信息发布机制亟待建立。对于优秀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不妨采取从提名、考核、决定到任用全过程的多渠道、广平台的信息发布,与其做些舆论关注后的“事后诸葛式”的回应,不妨主动把干部选拔信息公之于众,趁早打消民众的顾虑,保障民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与监督权。

第三,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实效考评体系亟待建立。拿什么让选拔出来的干部能够服众。我的答案是,必须把组织意图与民众意愿真正统一起来,凭实绩用干部、考能力任干部,选出来的干部要服众先服理,这就需要真正建立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实效考评体系,让人们有一杆理性的标尺衡量是否选出了合格的优秀干部。

最后,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的责任问责机制亟待建立。要在权责对等的理念下,明确界定组工干部的选拔任用责任,要真正把组工干部的仕途命运与其工作责任挂起钩来,建立干部选任出现问题问责的“一票否决制”,这样组工干部自然就能担负好自身考评干部的神圣的职责和使命。(文:寇政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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