干部年轻化被质疑的背后

继“最年轻市长”周森锋提拔引发舆论哗然之后，又有湖北宜都市的25岁“美女镇长”牟阳提拔再次触动了社会大众的敏感神经。

与周森锋市长低调应对大众媒体质疑不同，牟阳镇长在经过一个短暂“希望媒体不要关注，自己感觉压力很大”的回避期之后，则直面媒体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“我爸爸是一个普通公务员，我妈妈是一个退休在家的普通银行职员。没有人能剥夺别人的发言权，我只能说问心无愧，清者自清。我只能做好自己身边的事、自己工作上的事，来证明自己。”

湖北省委宜都市委组织部则解释说“之所以提拔牟阳提拔担任乡镇长，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：第一，在换届考察期间牟阳的得票率最高；第二，牟阳在过去的工作岗位上都表现的比较突出。”湖北宜都市委组织部长王大发则明确表态说“作为组织部部长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至少在我这个环节、书记这个环节，没有接到过任何人打招呼”。同时，湖北宜都市委组织部还向新华社调查记者提供了一份《关于牟阳同志任职有关情况的说明》，说明牟阳任用程序合乎规范。

从直面媒体的角度来看，牟阳的面对争议地坦然回答、组织部门的积极回应无疑值得肯定。但是我们若从事件回应所能达到效果来看，人们既不会因为当事者“清者自清”的坦然态度而不再质疑，也不会因为组织部门领导出面的解释减少质疑，更不会因为组织部门出具的一纸说明而冰释质疑。实际上，从形式上看对周森锋、牟阳的质疑反映了当前对干部“年轻化”的质疑，而其实质是对当前干部选任公开公平公正性的质疑，这就同时给我们提出了需要思考的问题——我们到底拿什么回应人们对干部“年轻化”的质疑。

“年轻化”是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干部选拔“四化”标准之一，也是目前一直在沿用的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标准之一。关于干部“年轻化”的质疑问题是个老问题而不是新问题，在干部“年轻化”标准提出之初就受到许多质疑，邓小平同志对这种质疑给出了强有力的回答，在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》的讲话中他强调指出“经过的斗争考验少一点，领导经验少一点，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。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嘛。放在那个位置上，他们就会逐步得到提高。”关于要不要继续在当前推进干部队伍“年轻化”的问题不是一个需要花费过多精力讨论的问题。

当前讨论问题的核心在于，当表面上我们看到人们在质疑干部“年轻化”的问题的时候，实际上人们是存在着对干部选用可能存在的不公的质疑，是对干部选拔知情权、监督权得不到保障的忧虑。说白了，人们仅仅需要了解到真相。

基于这样的认识，笔者以为，目前应该拿以下几方面的切实举措来有效回应人们对干部“年轻化”的质疑。

第一，破格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规定亟待规范化。2002年颁布的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中强调指出“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，可以破格提拔。破格选拔的程序另行规定”实际上中央并无统一的破格选拔规定。尽管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破格选拔条例，但多是些宏观规定，可行性不足，这严重妨碍干部选拔的制度公信力。

第二，干部选拔任用的实时信息发布机制亟待建立。对于优秀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不妨采取从提名、考核、决定到任用全过程的多渠道、广平台的信息发布，与其做些舆论关注后的“事后诸葛式”的回应，不妨主动把干部选拔信息公之于众，趁早打消民众的顾虑，保障民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与监督权。

第三，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实效考评体系亟待建立。拿什么让选拔出来的干部能够服众。我的答案是，必须把组织意图与民众意愿真正统一起来，凭实绩用干部、考能力任干部，选出来的干部要服众先服理，这就需要真正建立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实效考评体系，让人们有一杆理性的标尺衡量是否选出了合格的优秀干部。

最后，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的责任问责机制亟待建立。要在权责对等的理念下，明确界定组工干部的选拔任用责任，要真正把组工干部的仕途命运与其工作责任挂起钩来，建立干部选任出现问题问责的“一票否决制”，这样组工干部自然就能担负好自身考评干部的神圣的职责和使命。（文：寇政文）

玉门工服制作

青海定制工作服

山西制作职业装

金昌定制工作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