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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小琼:是诗人在打工 还是打工妹在写诗?

“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，我常想，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，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……”

2007年5月21日，站在颁奖台上，郑小琼提到人民文学奖散文奖获奖作品《铁·塑料厂》的创作动机，发言被掌声打断。这位身高不足1米60的27岁女子，嘴角刚能够着麦克风，操着半生的普通话。一紧张，就回到了四川方言。

是诗人在打工，还是打工妹在写诗？图为 郑小琼 成希/图

“她的语言与行文充满了倾诉欲望，是心里装了太多东西的缘故。”人民文学奖评委李平记得这个从东莞赶来北京领奖的打工妹，得到的掌声最多。

“我的诗歌灰，因为我的世界是灰的”

我不断地试图用文字把打工生活的感受写出来/它的尖锐总是那样的明亮/像烧灼着的铁一样/不断地烧烤着肉体与灵魂———《铁》

走下颁奖台，郑小琼又恢复了木讷、羞涩的表情，晕车后的虚弱还残留在脸上。她单薄的身影穿过西装革履的知名作家们，悄无声息地落座。李平回忆，郑小琼那天很少说话，但很扎眼，若在平时，没人会注意到她。这个穿着半旧碎花短袖衣，料子长裤，黑布鞋，素面朝天的瘦小女孩，总是低着头嘿嘿地笑，“和北京家政市场上的小保姆没区别”。

郑小琼的打工身份与人民文学奖的巨大落差，引来圈内广泛关注。有评论者认为，她的获奖，“是打工文学受主流认可的最高荣誉”。

而之前，郑小琼获得过“首届独立民间诗歌新人奖”，还参加了诗界顶级沙龙“青春诗会”，在圈内小有名气。一年前，她曾因“倾诉欲太强”，与“主流”失之交臂。

2006年3月，东莞文学院公开招聘合同制作家，郑小琼花了3个月时间，调查了几十个工厂近万名工人的生存状况，以此为内容申报选题，最终落选。知情人透露，入选者多为公务员，申报的选题顺应主旋律，她的选题灰暗，自然被刷。

最初的赏识者、郑小琼的伯乐、《打工诗人》主编许强说，偏激与怨愤是打工文学的基色，这点在她身上特别鲜明。2002年，郑小琼经许强推荐，认识了民刊《独立》编者发星与民间批判者海上。

在两位启蒙老师的引导下，郑小琼诗风陡变。长诗《人行天桥》一扫初期的乡愁别韵，以百余行诗句，抨击社会阴暗面，嘲讽世态人心，在网络引起轰动，海上赞其为“近年中国诗坛的旷世杰作”。而广东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杨克则认为，郑小琼太偏激，感情停在愤怒层面上，作品粗粝。

郑小琼否认自己偏激。“我不知道什么叫光明或阴暗，我只看见事实。我的诗歌灰，因为我的世界是灰的。”这位在东莞打工7年的女孩，见惯了烧得通红的铁片，压断过数根手指的冲床，密密匝匝的钢针机，却见不得女式挎包。恐惧缘于一场近在咫尺的抢劫，好友蓝紫被“飞车党”抢了包，腰被打成骨折，住了一个多月的院。

郑小琼的诗友几乎每人都有类似的恐惧后遗症。许强在出门前，非得四下张望一番，他到深圳次日即被收容，亲见一女子被人冒认，至今去向不明。任民友有票据癖，买瓶矿泉水也索要发票，他的一包书，曾在东莞的街头，被警察以无发票为由没收。

“自由是多是少，从来都不由自主。”郑小琼说。许强离开广东三年，才改掉东张西望的毛病，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只有受尽凌辱，才能体会，所谓偏激，“是被人砍了一刀，发出的吼叫”。

“打工的疼痛感让我写诗”

在背后我让人骂了一句狗日的北妹/这个玩具化的城市没有穿上内裤/欲望的风把它的裙底飘了起来/它露出的光腚/让我这个北妹想入非非啊！

———《人行天桥》

27岁的郑小琼工龄已有7年。

2001年，卫校毕业后，她离开四川南充老家，南下东莞打工，先是被一家黑厂扣押了4个月工资，后换到某家具厂上了一个月班，月底只拿到284块钱。想着家里为供她上学还欠下的近万元债务，郑小琼“死的心都有”。她将自己封闭起来，一下班，便趴在铁架床上，写乡愁，诉苦闷。在家乡读书时，这个沉默的女孩就不善与人交流，只一个人静静地看书、写日记。

从最初涂鸦式的宣泄，到慢慢显现出诗的模样，郑小琼试着把一首怀念故乡的小诗《荷》投到东莞《大岭报》，没想到很快发表。她说自己“一下子看到了生活的亮色与寄托”，从此将一切闲暇时间都用来写诗。

郑小琼说生活中的自己很落魄，没有任何成功感。幸而发星一直鼓励她写诗，把她不能发表的作品都登在自己编撰的民刊上。“小琼是被大家推上去的。”蓝紫说，圈内朋友的不断鼓励与支持，使小琼获得了现实生活中所得不到的尊重与成就感，“否则她那么瘦弱单薄的女孩，走不了那么远”。

2004年，郑小琼开始受到关注，诗歌《挣扎》、《人行天桥》一度在网上大受追捧。东莞作协副主席方舟介绍，网络时代，很多打工诗人得以迅速浮出水面，渐渐形成气候。东莞也大力扶持这位年轻女诗人。方舟说，市政府曾资助小琼出了两本诗集，承担她赴新疆参加青春诗会的费用，还为她开过作品研讨会。

虽然出席过不少诗会、沙龙，郑小琼仍不善言谈，即使跟好友蓝紫在一起，言语依然很少。但在“打工诗人”QQ群上，郑小琼却异常活跃。“打工的疼痛感让我写诗。”她说。

“是广泛扎实的阅读让她内心变得庞大，充满了力量。”蓝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郑小琼闲时，除了写诗就是看书，宗教、哲学、历史，甚至地摊上的毛氏秘史都看。发星连续6年给她寄书，从文艺复兴时期作品到国内外先锋诗人的诗集。扎实的阅读量使她的视野超越了一般打工诗人。

“同样遭受苦难，只有具备了写诗的气质和特质，才能成为一名诗人。”杨克说，打工诗人学历普遍偏低，写诗多是一种宣泄。但郑小琼对自己的缺陷很清醒，懂得勤修内功。

“她仿佛专为文字而生”

在深夜轰鸣的机器中/夜晚疲惫得如同一个筋疲力尽的鱼/在窗外/在机台上游动着———《塑料厂》

获得人民文学奖后，郑小琼陆续接到十余家媒体的约访，她一一谢绝，匆匆回到东莞。这位名声鹊起的诗坛新人不是“耍大牌”，而是害怕失去新工作。

2007年3月，郑小琼从流水线工人转做业务员，销售工厂的五金用品。为完成每月规定的业务额，小琼必须一家一家地上门联系客户，推销产品。3个月下来，她只卖出几个小物件，还都是诗友照顾的生意。一名业务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小琼沟通能力差，根本不适合做业务。

她没打算放弃。如果放弃，3万元的押金就拿不回来了。

约访郑小琼当天，正巧遇上东莞打工诗友小型聚会，郑小琼征得大家同意后，允许南方周末记者参加。傍晚，聚会因两个朋友无法请假，临时取消。郑小琼说，他们的聚会一年也只有一两次，大家出厂不容易，难得聚齐。

次日，郑小琼应邀参加一个主流诗人聚会，她独自坐在角落沉默不语，望着激扬文字的诗人们，只低头暗笑。“我是一个木讷的人，没有多少爱好，和大家也没有话说。”郑小琼将记者拉到一边，低声说自己其实害怕聚会，尤其怕与诗人聚会。

她的业余爱好就是上网，用QQ聊天，乐意接受记者通过QQ采访；她在新浪开了博客，有时一天连贴近20篇诗作。“在虚拟世界里，想说就说，没有隔阂。”

蓝紫告诉记者，这也是打工诗人的主要交流方式，这样的交往，让他们感觉自在、平等。“尤其是小琼，她仿佛专为文字而生。”“诗人太神圣，我们只是只无脚鸟”

那个疲倦的外乡人/小心而胆怯/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胆小的人/像躲在浓荫下的灯光一样

———《黄麻岭》

在东莞做出口贸易的台湾人许振泽特意约见了郑小琼。两人从诗歌聊到“打工诗人”群体，许振泽认为，打工诗人的出现是工人意识的觉醒，虽然力量薄弱，但他们有带动力。

郑小琼却反对“打工诗人”的称谓，“诗人太神圣，我们其实什么也做不了。”一次，郑小琼与诗友结伴爬山，被警察拦住，朋友从手提袋里拿出一本书，挥舞着告诉警察，那是他刚出的诗集。警察不耐烦，将诗集打翻在地，把手一伸，“暂住证！”

“我们什么都无法改变。”郑小琼告诉本报记者，诗歌打动不了警察。虽然自己频频获奖，但对周围的工友毫无影响，包括同在东莞打工的亲弟弟。

郑小琼的工友们，至今不知道身边有一位著名的女诗人，他们都习惯喊她“245号”，或“装编制”。工友们从不看书读报，不关心工厂以外的世界，下班只看电视，或倒头呼呼睡去。

郑小琼给外界留的通讯地址在厂外，每个月去取一次信。她害怕工友知道她写诗，会问能赚多少钱；害怕老板知道自己“不务正业”，逐她出厂。

小她6岁的弟弟，上完初一便辍学到东莞打工，每月工资500元，却总买上百元的衣服穿，闲时痴迷打麻将，缺钱时才联系姐姐。

郑小琼拒绝了几份高薪文职工作，仍然推销着那些无人问津的五金产品，下半年，她打算换家工厂，重新做流水线工人。她说，一是为了完成东莞女工生活状况实地调查，二是为了继续写诗，“没了疼痛感，诗歌便没了灵魂”。

铁

□郑小琼

时光之外，铁的锈质隐密生长

白炽灯下，我的青春似萧萧落木

散落似铁屑，片片坠地，满地斑驳

抬头看见，铁，在肉体里生长

仿佛背对我的荔枝林，有风摇曳

花草弄影，多少铁在图纸间老去

它们随着运货车远去的背影

模糊的不可预知的命运，这些铁

这些人，将要去哪里，这些她，这些你

或者这些我，背着沉重的行李与迷茫

在车站，工业区，她们清晰的面孔

似一块块等待图纸安排的铁，沉默者

她们头顶，有一两只不知名的小鸟飞过

留下低鸣，与我内心起伏不断的惆怅

向南的窗口，我看见她们

在走着，不由自主地，朝着广阔的工业区

她们弯曲的身体，让我想起多少年前

或者多少年后，在时间中缓慢消失的自己

我不知道的命运，像纵横交错的铁栅栏

却找不到它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

“打工诗人”：无脚鸟？

在多数诗人眼中，“打工诗人”称谓之争的重点在于“打工”。有评论斥其为伪分类，打工的就不该写诗。知名打工诗人许强曾三次参与网络口水战，他始终坚持，中国城乡二元划分的长期存在，必然会滋生出特殊的文化圈，若干年后，史学家回过头来研究这段历史，“打工诗人”会是一个真实而丰富的研究样本。

而这一称谓带来的微妙情绪，在现实生活中悄无声息地延续。许多笔耕数年的打工诗人慢慢改变了命运，有人改行做编辑、记者，过上幸福稳定的生活；还有的聚集在深圳宝安31区，专事文学写作；有人开始拼命洗刷“打工诗人”的印记，有人则利用起这一头衔自我包装。

无论怎样，他们都无法逃离“打工”的身份。郑小琼说，一些诗友、前辈，即使是做到管理层，或供职于文联，大多都没有编制，因为手中无城市户口，无本科以上学历。“始终都是在体制外，始终像一只无脚鸟，不知何处能安身。”（中国水泥网 转载请注明出处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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