矿领导下井难政策善意为何屡被忽视

记得一年前，当“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”出台伊始，舆论一片赞誉，当时南都社论还以此作为由头，提出“领导和矿工能否结成情感共同体”的疑问。制度推行一年多来的实践，无论是把矿工提拔为领导，还是领导伪装下井，不一样的瞒天过海，给出的是同样的答案———在双方力量不对等的前提下，无论制度设计者有怎样的善意，领导和矿工都难以结成情感共同体。

领导伪装下井，矿工伪装安全

有关煤矿安全生产的讨论，在近些年的各大媒体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常态的热点。甚至，略带悲凉地说，仅仅死了几个矿工的安全生产事故，已经无法吸引国人的眼球了。11月10日，发生于云南师宗私庄的煤矿瓦斯爆炸事故，之所以再度引起人们的热议，原因恐怕不仅仅是不断增长的死亡人数，更重要的在于事故发生后，多名目击者和当班矿工均表示，当天的私庄煤矿值班领导并未带班下井，事发后，矿领导齐谷明才匆忙下井，并伪装井下逃生的假象。

2010年7月23日，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了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，通知规定煤矿、非煤矿山要有矿领导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、同时升井，对没有领导带班下井或该带班而未带班的，按擅离职守处理，同时给予罚款。这一政策的出台，从保障矿工本身的安全层面说，的确迈出了值得称道的一步。其原理在于美国法学家约翰·法比安·维特在《事故共和国》一书中所提到的，在面临巨大风险时，最有能力应对的一方必须站出来。毫无疑问，从矿领导自身的利益出发，一旦将他们与下井的矿工一起绑定，井下的安全系数理当将得到提升。

不过，一项政策的成功不仅仅倚赖出台，还需要执行、监督、反馈和再修正等诸多阶段。当值领导带班下井的政策到底执行如何，目前并无一份确定的数据给出，但是至少此次师宗矿难爆出的丑闻告诉我们，各地的煤矿在应对国家的这一政策时，必定摸索出了不少应对之举。在这一事故中，除了带班的安全副矿长齐谷明在事发时伪装下井之外，在应付上级煤炭管理机构的突击检查时，当地矿场也安排了观察员这样的人员以提前通报情况。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井下的矿工便会被要求升井，前往检查的监管人员往往只有被隐瞒的份儿。

在中国的基层社会，类似的“猫捉耗子”的游戏并不鲜见，常常是上有政策，下则必有对策。因此，带班领导必须下井的政策本意虽好，但在执行层面却也无法绕过这一基本困境，最终落得一纸空文的地步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。

当然，我们的目的在于确保此一政策的有效落实，到底应该如何补救。我们认为，除了自上而下的政府监管机构在微观的技术上转换监督手法、提升监督能力外，更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力量的存在，即提升矿工群体的监督能力。

在目前的安全生产监督体系中，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在于，我们最关心的矿工的生命安全，矿工本身却对这一议题缺乏最基本的话语权。前文提到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方式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“高层推动”的模式，即矿工的生命安全系于上层精英的关注。然而，还有谁比矿工自己能在乎自己的生命安全呢?如果矿工群体本身无法对自己的生命安全保障措施进行发言，结果则正如现实一般悲惨。

而进一步说，要确保自下而上矿工群体的监督力量的壮大，前提还在于处于分散状态的矿工必须拥有其利益的代言人。在煤矿的开采问题上，注定要进行激烈的博弈，国家、企业、矿工都应该在利益和风险的分配中占据各自的话语权。而就目前而言，国家自不用说，国有企业或者私人矿主也有强大的利益表达能力，只有分散、凌乱、流动性强的矿工在这一盘博弈中处于缺位状态。这种权力结构上的缺位，直接的后果便是领导可以伪装下井，而矿工却要伪装安全。

等不了多久，相信随着新的更严重的矿难事故的发生，师宗矿难可能很快离开人们的视线。然而，那些在一起起矿难中默默死去，或者虽然没有死去但也始终默不作声的矿工们，却依然处于这个国家的发展大局之外。更可悲的是，国家并非不在意他们的生死，但国家出台的种种政策，却始终因为矿工群体没有空间去形成自己的利益表达能力，而在浩如烟海的基层博弈中，被化解得烟消云散。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断定：只要矿工群体没有形成自己真正的利益代言人而继续保持沉默，那么矿难将不可能真正趋于减少，矿工们的生命安全也将越发岌岌可危。(南方网)

禹州订做工服

耒阳工服订制

玉溪西服定制

双鸭山工服订做